日前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建议增设“操纵体育比赛罪”立法条款，立刻得到舆论的一致好评。很显然，中国体育迷苦“操纵比赛”久矣，中国体育界苦“操纵比赛”久矣。但如何把这个提案付诸实施，如何更好地规范比赛行为、震慑不法分子，还有许多功课需要体育界和法律界携手完成。
操纵比赛有没有必要入刑，似乎已经不成为问题。法律意义上的操纵比赛，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假球。打假球，有的是为了经济利益，还有的是为了所谓的社会影响；有的是参赛选手操纵比赛，有的是裁判，更有甚者，某些体育官员和从业人员也参与其间。假球的危害自不必说，立法将这一行为入刑更是众望所归。
在职业体育发达的欧美体育界，操纵体育比赛的行为早已入刑多年。意大利、英格兰等都有明确的法规制度，也有极为轰动的判例。比如2006年意大利的“电话门”事件，几乎瞬间改变了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势力格局。中国体育界也一直对操纵比赛行为严防死守，尤其是在职业化最为显著的足球和篮球领域，对操纵比赛的行为都有过严厉打击，远的比如甲B五鼠和黑哨案，近的则有上赛季CBA的消极比赛事件，多名著名篮球人遭遇重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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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由于没有明确的针对性法规，操纵体育比赛的行为如何定性、量刑，始终都面临巨大的问题。刘国永就提案接受采访时就表示：“对于此类行为，实践中多以贿赂、赌博相紧密联系的受贿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赌博罪等传统罪名定罪处罚。上述传统罪名存在无法实现对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完全评价问题。”
怎么理解这层意思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差不多一年前，CBA季后赛中上海和江苏队在比赛中存在消极比赛行为，就具备明确的操纵比赛性质。但实践中使用的传统罪名均很难适用：受贿？两队互相让一场球，完全可以不存在任何贿赂行为，只当是双方“互惠互利”；赌博？完全没有赌博迹象。
熟悉体育比赛的人很快就能够想到许多类似的情况。比如“官哨”，被认为是接受某些领导或部门的授意，控制比赛结果，但实际上也可以根本不存在任何实际的经济往来。再比如“默契球”，双方你让我一场我让你一场，哪里需要有什么行贿受贿呢？即便是单方面的让球，也完全可以是记账式人情……类似行为即便有人揭发出真相，也会面临法律空白，最后的处罚也只能草草了事、轻轻落下。
另一方面，立法固然重要，相应的手段和制度也应该迅速跟上。体育比赛本身就处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管辖之内，一旦出现相关嫌疑，公安机关如何介入？是如多年惯例一般由体育部门提请介入，还是公安机关可以主动展开调查？如果是前者，体育部门缺乏相应的权限和手段，往往只能事后跟进；如果公安机关可以如防范电信诈骗等犯罪一样提前展开动态防范，对于相关从业人员的经济、通信等行为进行监控，其威慑力和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这就好比醉驾入刑：入刑固然是加大了威慑力，但真正让醉驾行为大为减少的，依然是各地公检法系统持之以恒的打击和铁面无私的执行。
文/湖北日报记者 郭晓明
图/新华社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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